李斯之私散文

　　李斯被趙高構(gòu)陷于獄中，被嚴刑拷打了一千多下，只好認罪。自以為有功于國，而確無謀反之心，希望能上達天聽，二世皇帝會赦免自己。又自負口才很好，于是獄中上書說自己有七“罪”：一是終兼六國；二是北伐匈奴，南定百越；三是尊重大臣，以固其親；四是立社稷，修宗廟；五是平斗斛度量文章；六是治弛道，興游觀；七是緩刑罰，薄賦斂。寫的件件都是功勞與忠心，可惜書遞不到秦二世手中，趙高豈能讓二世知道？最終，他在趙高等人的謀害下被處五刑，在咸陽市上腰斬，并被誅連三族。

　　司馬遷在給李斯寫列傳的時候很痛心地說，如果李斯不貪戀爵祿，不曲意奉迎，不聽信趙高邪說，廢嫡立庶，廢長立幼，那么他的功績是可以與周公、召公相提并論的。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里也說，贏政與李斯等在其時所做的，幾乎比此后兩千年大多數(shù)帝王所做的總和還要多。

　　作為一個大國的權(quán)相，李斯身系整個國家的榮辱興亡，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舉足輕重的�？上г诶�害面前他私心一閃念，不僅害了自己，也害了這個剛剛統(tǒng)一的大秦帝國及其人民。假如沙丘沒有他的一念之差，秦帝國就不可能一下子分崩離析，老百姓就不會再一次陷入戰(zhàn)亂之中。如果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能站穩(wěn)立場，以其之智，加上扶蘇之賢，還有蒙氏兄弟的輔佐，是可以在秦始皇的基礎(chǔ)上再立新功的。“緩刑罰，薄賦斂”的政策也才能真正在具有仁愛之心的扶蘇的政權(quán)中得以實現(xiàn)。讓百姓休養(yǎng)生息，又焉能有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項羽、劉邦的楚漢相爭呢？

　　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遺詔長子扶蘇回。居心不良的趙高不用怎么想，也知道只有讓信任他的胡亥繼承大統(tǒng)，他才有美好的前途，但必先過丞相李斯這一關(guān)。趙高與李斯同朝為官，因為是個有心人，所以對李斯的弱點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不用試探，便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開始，李斯斥責趙高“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時李斯的頭腦還是非常清醒的。但趙高有備而來：“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你的能力、功勞、謀略、威望以及與扶蘇的關(guān)系都與蒙恬沒法比！趙高將另一個重量級的人物拿來與之比對，可謂打蛇打到了七寸。趙高接著添油加醋地說，長子扶蘇繼位，一定用蒙恬為相，而秦國被罷免的宰相的結(jié)果你是知道的，大多以被殺而告終。這樣的歷史事實，讓仍然嘴硬的李斯口氣明顯減弱了許多：“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豈可負哉！”已經(jīng)沒有了開始時的義正詞嚴。趙高趁熱打鐵，從正反兩個方面進一步陳述對于李斯的利弊得失：“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令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這切身的利害，最能把清醒的頭腦弄昏。結(jié)果趙高利用李斯的“垢莫大于卑賤，悲莫甚于窮困”的自私的人生觀擊中其要害，李斯徹底被俘虜，私心取代了忠心�！八鼓搜鎏於鴩@，垂淚太息”，成了趙高的同謀與幫兇。

　　李斯本是明是非、知恩義的，可是一旦危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就私心膨脹，忘了國家利益，變得喪盡天良，是非不分，忘恩負義，乃至大逆不道。他知道在與趙高、胡亥的同謀中，自己扮演的是個非常可恥的角色，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這次變節(jié)會遺臭萬年，會讓后世子孫永遠恥笑。

　　他確實是個不識好歹的人。他與趙高共事多年，應該知其為人。趙高雖然很會隱蔽自己，也能處處恭順，但在發(fā)動沙丘政變與指鹿為馬之前也曾犯過死罪�！叭站靡娙诵摹保�以李斯敏銳的眼光是不難察覺其心術(shù)不正的。就以沙丘這番勸說之詞來說，趙高的心機也可見一斑。只是利令智昏，李斯的心思全用在權(quán)衡自身的利害上去了，哪會想到趙高的可怕？更不會想到此人以后會給自己帶來致命的危險了！我常常想，一個不怎么高尚的人，是對別人卑鄙的行為不會有強烈的排斥感的，因而也很容易認同與接受不正當?shù)男袨椋�進而與之成為一丘之貉�！敖�朱者赤，近墨者黑”，別人能否影響自己，還在自身本質(zhì)上是個什么樣的人，李斯是一個很容易受環(huán)境與他人影響的人。只要能夠看出他私心太重，就能輕而易舉將他拿下。

　　一個能在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手下做得得心應手的李斯，卻栽在了一個宦官趙高的手上，讓千年之后的我們除了扼腕嘆息以外，還痛惜與沉思。

　　人有私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任其泛濫，就一定要惹禍上身了。李斯其實知道盛極而衰的道理。他的兒子娶公主為妻，女兒嫁給皇子，可謂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紅大紫。一次，百官前來賀壽，門庭車騎計以千數(shù)。他喟然嘆道：我以布衣富貴至極，物極必衰，我還不知道歸宿于何方呢！可惜他不知道收斂，貪欲之念不稍減，以致與家人東門逐狡兔而不可得，也是很可悲的了。

　　其實李斯的自私早已露出端倪。他因為疾賢妒能，怕失去秦始皇的信任，不擇手段地陷害老同學韓非；為了迎合秦始皇，他建議遭萬世唾罵的“焚書”；政變后，他明明知道胡亥是個“不道之君”，竟置天下民生于不顧，建議行所謂的“督責之術(shù)”，使“刑者相伴于道，死人日積于市……”他確實具備了治國平天下的經(jīng)天緯地之才，卻沒有傳統(tǒng)讀書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與信念，所以他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己得失，把人應該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把作為政治家應該具有的原則立場統(tǒng)統(tǒng)拋在了腦后。

　　臨刑前他悔之不及，不知道他想沒想過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這樣凄慘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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