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所受的屈辱

　　閱讀精選（1）：

　　舊中國以前蒙受的恥辱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我國共與列強簽訂了近1000條不平等條約，每一條都是我國被欺負侵略的證據。恥辱有哪些光列舉是沒有用的，而且也很難做到全面，以戰(zhàn)爭宏觀的角度，我國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賠償英國軍費白銀2000萬兩，被迫開放5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賠償軍費白銀給英法各800萬兩，開放營口、天津、大連、南京、鎮(zhèn)江、淡水、臺灣、汕頭、瓊州等11處為通商口岸，拆毀大沽至北京的炮臺。在此期間英法聯軍攻占北京，掠奪并焚毀了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

　　1867年日本挑起戰(zhàn)爭侵略臺灣，被臺灣軍民擊退，就是這樣，腐敗無能的清政府還是賠償了日本軍費50萬兩1877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軍隊節(jié)節(jié)勝利，法國戰(zhàn)敗，而中國“不敗而敗”。簽訂中法條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占領，允許法國將鐵路修進中國內地。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日本索取軍費白銀兩億兩，割占中國遼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島。日本商船能夠進入重慶。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大肆屠殺，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中國賠償10國白銀共9億多兩，分36年還清。中國政府保證嚴厲鎮(zhèn)壓一切反帝活動，懲辦對鎮(zhèn)壓不力的官員。在這次空前的浩劫中，慈僖竟然厚顏無恥地向列強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充分表現了她投降賣國的奴才嘴臉。

　　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場竟然設在中國，清政府表示中立，無數中國人在這樣列強爭奪中國領土的戰(zhàn)爭中喪生。

　　1931年“918”事變爆發(fā)，日本侵占東三省，并向中國內地步步侵略。

　　1937年全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在這場戰(zhàn)爭中中國共傷亡人口3500多萬人。

　　1950年朝鮮戰(zhàn)爭中國傷亡100多萬，但最后我們贏了。朋友，這就是我國1840~1949百年國恥的梗概，南京大屠殺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國家富強了，才能讓這樣的杯具不會在中國的土地上發(fā)生!

　　今日祖國的強大：

　　1、從“東亞病夫”到“相約2008”。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加入了“WTO”，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功舉辦了2008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

　　2、科技越來越發(fā)達，趕上世界先進行列。核彈爆炸成功、火箭衛(wèi)星上天、神州飛船發(fā)射成功、嫦娥一號登月成功、龍芯的開發(fā)研制成功等。

　　3、經濟發(fā)展，人民富裕。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fā)展，人民漸漸富裕起來了，中國的GDP位列世界第四位。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4、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加大改革開放，加大對外交往，舉辦各種國際交流和論壇參與各種國際救濟活動，維護世界和平。

　　閱讀精選（2）：

　　舊中國所受的恥辱

　　舊中國受到的恥辱多半是來自于歐美列強，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清政府的無能與軟弱讓列強侵占了很多中國的領土，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等，中國也變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到之后更有日本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但是也正是這場戰(zhàn)爭讓中國人團結起來并且擊敗了日本，建立了新中國。

　　如今祖國的強大主要是體此刻經濟方面以及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提升。越來越多的發(fā)達國家都已經意識到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以及經濟發(fā)展中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不代表經濟強大中國就沒有恥辱，蒙受恥辱與經濟強大與否并不必須永遠是正比。雖然鄧小平說過，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中國在抗日戰(zhàn)爭中也是落后于日本，卻打贏了戰(zhàn)爭。抗美援朝的時候，中國的國力也不可能與美國抗衡，但一樣沒有和美國打成了平手。

　　反過來說，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發(fā)展最快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些令我們無法理解的事實，個人認為就是當時政府的軟弱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就說兩個例子:

　　1，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被炸:美國當時的借口是用錯了地圖，用的是舊版地圖，實際上就算是用什么版本的地圖，中國大使館周邊也沒出現過任何可能被擊打的目標。

　　2，華人在印尼遭受殺害/QJ/毆打等。。。如果前者是因為對手是美國也就算了，連印尼都敢這樣，還是有組織的長達33個小時的襲擊，結果當時我們國家領導人最終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xù)談判。幾個月之后，琦善抵達廣州繼續(xù)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于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于道光帝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占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占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取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后，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資料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狀況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占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

　　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fā)生了爭執(zhí)，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后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并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后，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準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并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yōu)楦钫�，�?ldquo;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臺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衛(wèi)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占香港島后，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zhàn)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并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明白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于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zhàn)，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臺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并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后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于條件得到滿足后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于香港島，道光帝理解新任兩廣總督祁?的推薦，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fā)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并誤以為以后“夷膽震懾，不敢

　　再有覬覦”。

　　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zhàn)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等訓練鄉(xiāng)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zhàn)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涂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臺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茍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占浙江定海、鎮(zhèn)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zhàn)。道光帝認為陸戰(zhàn)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并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并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zhàn)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并于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

　　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此刻廣東炮臺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后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zhèn)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后英軍攻陷鎮(zhèn)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理解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并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最后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1841年，英國強占香港島后，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島島并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清政府最終不僅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證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潛力捍衛(wèi)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國家的落后，統(tǒng)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占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99年，并將其改稱“新界”，并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zhàn)、政局不穩(wěn)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后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但是，蔣介石政府執(zhí)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余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zhàn)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xù)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于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兩個主要戰(zhàn)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下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權限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后去加以思考，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透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fā)了中國的五四運動，并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當時，東西方反法西41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于歐洲戰(zhàn)事及保衛(wèi)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于同年圣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tǒng)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后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構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列強透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思考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戰(zhàn)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zhàn)與各同盟國的作戰(zhàn)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僅有利于中國人民爭取抗戰(zhàn)勝利，也為收復香港帶給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zhàn)場對日本的巨大牽制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zhàn)，為了戰(zhàn)后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tài)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借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采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fā)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下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下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于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資料：“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就應說，那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qū)，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xù)占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于中國有利。

　　后愿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zhàn)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陷于僵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后，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取的方案：（1）理解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zhàn)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zhàn)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靠性）。因此，他認為就應選取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于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采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于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國戰(zhàn)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狀況后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資料，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局。

　　在此狀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fā)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準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于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托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但是英國愿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能夠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能夠不致引起什么誤解”；而且，戰(zhàn)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談判中，英方繼續(xù)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fā)表一項表示今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于取得戰(zhàn)爭勝利后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愿就戰(zhàn)后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并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愿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后，另用書應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xù)談判，為日后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后手段”，他準備“一俟戰(zhàn)后，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于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于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于1月9日簽字）。在當天于重慶簽字的《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只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討論之權。”戰(zhàn)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靠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透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fā)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于正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的中國人民。

　　然而就應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后的第二天發(fā)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并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tài)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zhàn)爭勝利以后，英國豈能長期持續(xù)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最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于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并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

　　，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但是，由于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于搶奪抗戰(zhàn)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于戰(zhàn)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占領了香港。不僅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zhàn)區(qū)（香港屬于中國戰(zhàn)區(qū)）的最高統(tǒng)帥，本有權理解香港日軍的投降，但是最后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qū)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個性行政區(qū)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個性行政區(qū)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個性行政區(qū)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wěn)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蕩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并對回歸后香港的繁榮穩(wěn)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余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wěn)、國力不振、腐敗落后的國家，是斷不能持續(xù)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只有改革開放，持續(xù)穩(wěn)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wèi)國興邦之道。

　　閱讀精選（3）：

　　舊中國所受的屈辱

　　不平等條約一覽表

　　南京條約1842年8月英國

　　主要資料

　　1割香港島給英國

　　2賠款2100萬銀元

　　3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

　　4中國海關收取英商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要與英方商定

　　影響

　　1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

　　轉化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3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國人民從此肩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5中國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1844年英國

　　主要資料

　　從中攫取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權

　　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1844年美國和法國

　　主要資料

　　取得更多的侵略權益

　　天津條約1858年夏俄美英法

　　主要資料

　　1外國公使進駐北京

　　2增開沿海沿江是10處商口岸

　　3外國軍艦商船能夠在長江各口岸通航

　　4外國人能夠到中國內地游歷、通商、傳教

　　5清政府賠償英法兩國經費各200萬兩白銀，賠常英商損失200萬兩白銀

　　北京條約1860年俄國

　　主要資料

　　1清政府承認天津條約有效

　　2增開天津為商埠

　　3割九龍司地方一區(qū)給英國

　　4對英法兩國的賠款各增至800萬兩白銀

　　天津條與北京條約的共同影響

　　清政府開始被列強控制，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zhèn)壓中國人民的反抗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條約1860年俄國

　　至19世紀80年代，侵占中國東北和西北150多萬平方千米的領土

　　馬關條約1895年4月日本

　　主要資料

　　1割遼東半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

　　2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

　　3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輪船能夠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能夠在華通商口岸投資設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免收內地稅

　　影響

　　1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再一步遭受受嚴重損失

　　2此后帝國主義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強進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開辟使外國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中國內地

　　5允許日本在華投資辦廠，拓展了其對華資本輸出的途徑，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6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條約1901年9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奧

　　主要資料

　　1清政府向各國賠償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

　　2賠償以中國的關稅和鹽稅做抵押，中國的稅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國控制

　　3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界”，屆內不許中國人居住，各地駐兵保護

　　4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臺，準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的戰(zhàn)略要地

　　5懲辦義和團運動中曾與列強“作對”的官吏，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和參加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

　　6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響

　　這樣的使館界成為列強在中國都城的占領地

　　清政府徹底成為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中國、鎮(zhèn)壓人民的工具

　　列強可透過外交途徑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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